经济视角解读乳腺癌
作者：盛龟龟
疾病的发生必然造成伤害，它不仅损害患者个人的健康与生命，给其带来精神、心理、生理上的痛苦，同时会造成极大的社会疾病负担与社会经济负担，甚至会影响整个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乳腺癌发病数高居全球第一，死亡人数约11.7万，居女性癌症死亡首位。在我国，2020年女性癌症新发病例为209万例，其中乳腺癌占比为19.9%，发病人数为42万，乳腺癌发病率之高，给我国患者带来了沉重的疾病负担。2020年我国女性癌症新发病例数前十占比
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s，GBD）是由世界银行在《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与健康》 中首先提出的概念和测算方法，疾病负担研究将早亡造成的损失与因疾病失能(伤残)造成的健康损失结合起来考察疾病给社会造成的总损失。
疾病负担( burden of disease, BOD)是指由于疾病、 伤残和过早死亡而带来的经济损失、生活质量恶化和生命年损失。其中经济损失可称为疾病经济负担。生活质量和生命年损失称为疾病负担，常通过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 DALY)进行衡量。
（一）疾病经济负担分为疾病直接经济负担，间接经济负担以及无形经济负担
[*]疾病直接经济负担，指直接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总费用，包括直接医疗费用的门诊费、住院费、药费以及其他防治疾病的费用，以及非直接医疗费用，比如和疾病有关的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膳食费、陪护费和财产损失费。
[*]疾病间接经济负担，指由于发病、伤残(失能)和过早死亡给患者本人和社会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具体包括因疾病、伤残和过早死亡所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由于疾病和伤残导致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降低而造成的损失；病人的陪护人员损失的劳动工作时间；疾病和伤残对于患者本人及其家属所造成的沉重的精神损失等。
[*]无形经济负担，又叫无形损失，指患者及亲友因疾病和伤害给家庭和本人造成的痛苦、悲哀与不便所带来的生活质量的下降或因该疾病而引起的相关疾病所带来的其他成本花费。
在2017年，我国有学者通过抓取pubmed数据库，纳入35篇有关乳腺癌的疾病经济负担研究，对我国自2015年起过往20年的乳腺癌患者疾病经济负担进行研究。发现就疾病直接经济负担而言，20 年间我国乳腺癌患者直接医疗费用的例均费用年中位数为 0.9～3.3 万元，次均费用为 1.3～2.3 万元，日均费用为 257.9～850.8 元；年均增长率分别是 2.3%，2.4%和2.4%。
非直接医疗费用仅有四川与新疆作为考证，分别为例均8419元与次均1944元。就疾病间接负担而言，四川和甘肃地区的乳腺癌患者例均间接经济负担分别为 33723 元和 11951元，新疆地区的次均间接经济负担为 1510 元。省域级的乳腺癌疾病经济负担为9.7亿元（直接乳腺癌经济负担为3.4亿元，间接乳腺癌经济负担为6.3亿元），地级市间接经济负担为0.7亿元。摘自《我国既往二十年乳腺癌经济负担研究》
（二）乳腺癌疾病负担测算研究
与乳腺癌疾病经济负担不同，乳腺癌疾病负担的测算涉及到更多方面，以及更多定性变量。因此，就疾病负担的指标而言，通常选用DALYs(伤残调整寿命年)、YYLs(过早死亡损失寿命)、YLDs(伤残损失寿命年)及其比率进行评价。DALYs是指从发病到死亡所损失的全部健康寿命年，它包括了YYLs和YLDs，三个指标皆为负性指标，即数值越大越不好。
在1990-2019年关于我国乳腺癌患者疾病负担的研究中指出，在通过对发病率、死亡率、DALY率、YYL率以及YLD率标准化（所谓的标准化，就是把不同年份、不同基数、不同人群之间的比较放在同一水平线上）以后比较发现，因乳腺癌造成的DALYs、YLLs、YLDs均在50~54岁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DALY率、YLL率、YLD率随年龄的增长先增加后降低，DALY率和YLL率到55~59岁达到峰值，YLD率在65~69岁达到峰值。摘自《1990—2019年中国女性乳腺癌疾病负担及变化趋势分析》
且在这些年间，中国女性由乳腺癌造成的DALYs增长了102.13%，DALY率增长66.18%，标化DALY率下降5.46%，总体平稳呈变化态势；YLLs增长了91.70%，YLL率增长57.61%，标化YLL率下降10.29%，呈平稳下降趋势；YLDs增长了360.89%，YLD率增长278.94%，呈显著上升趋势，标化YLD率增长112.18%，亦呈显著上升趋势。这说明，在这些年间，虽然乳腺癌造成的早亡现象有所降低，死亡率降低，但乳腺癌造成的伤残负担显著增加。
同一时期，也有研究将乳腺癌暴露因素（你可以将暴露因素理解为那些对乳腺癌发生发展不良的事物或者现象）与乳腺癌的DALYs数结合，纳入饮酒、高红肉饮食、高 BMI、高空腹血糖、锻炼少、吸烟和吸二手烟这七个暴露因素，在2019年，这些暴露因素作用下，乳腺癌患者的DALYs数共增加858448 人年，其中，高BMI值贡献了最多负性能力。同时，在1990-2019这三十年来，高BMI值是影响乳腺癌疾病负担最重要的因素，空腹高血糖和吸入二手烟也是重要的预后危险因素，高红肉因素所致的DALYs在逐年增加。这都提示着健康生活方式，尤其是控制体重、健康饮食与定期锻炼对于乳腺癌患者而言，能够有效减轻疾病负担。摘自《1990～2019 年中国女性乳腺癌 疾病负担及危险因素研究》
知晓乳腺癌的疾病负担，一方面可以让患者自身对于疾病加强认识，提前做好心理建设工作，另一方面，也从一定角度上提示高风险人群加强预防意识与抗疾病击打意识。也为我国基础医疗保险的推进以及全覆盖打下人群认知基础，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各位去准确的解读我国相关卫生政策。好了，关于乳腺癌疾病负担的科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与癌同行，与爱同行。
参考文献：王乐,岳馨培,石菊芳,何世娇,朱娟,石春雷,黄慧瑶,刘成成,李江,方仪,代敏.我国既往二十年乳腺癌经济负担研究.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2017,25(02):143-146DO:10.16386/j.cjpccd.issn.
1004-6194.2017.02.019.闵淑慧,胡依,郭芮绮,李贝.1990—2019年中国女性乳腺癌疾病负担及变化趋势分析.现代预防医学,2021,48(16):2941-2945+2956.李宜臻,郑怡,邓玉皎,吴英,杨思,代志军.1990～2019年中国女性乳腺癌疾病负担及危险因素研究.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21,21(08):876-881.孟庆跃等，《卫生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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